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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慈善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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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慈善文化在中國世代相承、深入人心,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5000多年來,中華民族歷經滄桑卻始終巍然屹立,屢遭劫難卻愈發堅韌不拔,這得益于中華民族勤勞、勇敢、智慧、善良的優秀品格,也得益于中華民族扶危濟困、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。當前,經濟水平和生活條件已經大大提高,但慈善文化的價值沒有削弱反而更加凸顯。梳理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思想和慈善實踐,可以給當前慈善文化建設諸多啟示。

  

  源遠流長的慈善思想

  

 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和發展慈善事業的國家之一。雖然從現有文獻看,“慈善”一詞的使用開始于南北朝時期,但行善積德、救人濟世等慈善思想的出現卻要早很多。自先秦時期以來,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別從自身的學術體系出發,提出了許多精湛的慈善思想。

  儒家的仁愛思想。儒家認為,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應當以“仁”為基礎,“仁”的基本含義就是“愛人”。愛的對象不限于有親緣關系的人,還包括非親非故的人,即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;愛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、推己及人、助人為善,即“惻隱之心,仁之端也”、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”。從仁愛出發,統治者應當實施仁政、節用裕民、施惠于民,做到“歲雖兇敗水旱,使百姓無凍餒之虞”;商人應當散財種德、多做善事,堅守“不義而富且貴,于我如浮云”的準則。理想社會應當是“老有所終,壯有所用,幼有所長,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”、“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”的大同社會。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處于主導地位,其仁愛思想對后世慈善事業發展影響非常深遠。

  道家的為善思想。道家認為,“道”是天地萬物之源,天道雖然無常卻可賞罰應時,使善人得福、惡人遭禍,即“人行善惡,各有罪福,如影之隨形、響之應聲”。善惡報應不僅對自身有效,而且還會影響子孫后代。如果祖宗有過失,子孫也要承負責任;如果子孫行大善、積大德,就可免除祖先余殃。因此,世人應當趨善避惡、一心為善、篤行善事,具體方式有很多:“積德累功,慈心于物”,“矜孤恤寡,敬老懷幼”,“樂以養人,周窮救急”,“樂人之吉,愍人之苦”,“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”等。雖然道家為善思想建立在善惡報應論基礎上,帶有較多迷信成分和神秘色彩,但它對注重親情、希求福壽的古代社會而言卻頗具吸引力,在引導和推動民眾行善樂施上發揮了巨大作用。

  佛家的慈悲思想。佛家認為,善惡存在業報輪回,“今生修善德,來世升入天界;今生造惡行,來世墮入地獄”。如果想要擺脫輪回、出離三界、修成圣佛,必須懷有慈悲精神?!按取笔侵敢源葠壑慕o人以幸福,“悲”則指以憐憫之心拔除人的痛苦。為了體現慈悲精神,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“利行”,積極參與賑濟、養老、育嬰、醫療等慈善活動,做到“大慈大悲,常無懈怠,恒求善事,利益一切”;另一方面要注重“愛語”,勸諭世人發慈悲之愿、生救世之心,廣行善舉、多積功德,做到“眾生度盡方成正覺,地獄不空誓不成佛”。與儒家和道家一樣,佛家的慈善思想存在不少封建倫理說教和神鬼迷信宣揚,但其許多觀念都有可取之處和積極意義,對推動慈善事業發展影響顯著。

  墨家的兼愛思想。墨家認為,“天下兼相愛則治,交相惡則亂”,社會動亂起因在于人們不相愛,如果人們能兼相愛,就可以實現太平盛世。兼愛是指人與人應當愛人如己、互幫互助,而不能只顧自己、損人利己。具體做法是每個人發揮所長、竭盡所能,從體力、財力、智力各方面去幫助別人,“有力者疾以助人,有財者勉以分人,有道者勸以教人”,從而使“饑者得食,寒者得衣,亂者得治”。兼愛應當不分等級、不分親疏、不分遠近,做到“遠施周遍”;兼愛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回報或者博得好的名聲,“愛人,非為譽也”。墨家這些兼愛天下、樂于助人、大愛無私的慈善思想,與現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處。

  

  薪火傳繼的慈善實踐

  

  中國歷史上不僅有精湛的慈善思想,而且有豐富的慈善實踐。據傳,早在夏代就已經有發錢救災之舉;到了周代,設立了大司徒、遺人、蠟氏等職,分別負責救濟受災民眾、救助流浪人員、掩埋無名尸體等事務??梢钥闯?,中國的慈善歷史十分悠久。在此后的數千年里,中國慈善活動歷經朝代變遷,賡續相繼,不斷發展和壯大。

  古代的慈善活動。在古代中國,慈善活動發展經歷了4個時期,即從西周到戰國的萌芽期、從西漢到南北朝的初興期、從隋唐到兩宋的發展期以及從明代到清代的鼎盛期。每個時期的慈善活動雖然由于時代背景不同,內容各有側重、方式各有特點,但大多是圍繞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殘、窮、災等困難展開的。一是賑災救荒,向災民發糧、施粥、散財。許多朝代建立了專供賑災的糧食儲備制度,如戰國的平糴制、漢代的常平倉、隋唐的義倉、宋代的廣惠倉、明代的濟農倉等。二是恤老慈幼,對孤寡老人、遺嬰棄兒提供幫助。如南北朝的孤獨園、宋代的舉子倉、明代的養濟院等。三是治病施藥,對無力負擔醫藥費用的貧民提供救助。南北朝開始出現專門收容貧病者的機構六疾館,宋代成立了以治病為主的安濟坊和以施藥為主的惠民藥局。四是施棺代葬,對身份不明或家境窮困的死者提供安葬幫助。如宋代的漏澤園。在古代,慈善活動主要由官方承辦,但隨著社會發展,民間舉辦的慈善活動也越來越多。如唐代的佛教寺院設立了悲田養病坊,集矜孤、敬老、濟貧、養疾于一體;宋代的鄉紳商賈建立了社倉,專門賑濟災民;明代文人義士成立了同善會,通過集會籌募善款、救濟窮人。

  近代的慈善活動。1840年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,中國陷入嚴重的內憂外患,社會矛盾日益激化,天災人禍接踵而至,黎民百姓倍受其害。面對前所未有的救助考驗和壓力,傳統的慈善模式在一批有志之士推動下,開始了新的探索和轉型。受政局動蕩、國力衰微影響,這一時期政府實施慈善救助的能力不斷趨向弱化;與之對照,民間的慈善力量卻得到了快速發展,民間慈善團體不論是機構數量、救助資源還是社會影響,都大大超過了官辦慈善組織,成為近代中國慈善事業的主力。由于戰禍頻發、經濟惡化,導致餓殍盈途、哀鴻遍野,因此近代慈善活動側重于賑災特別是天災、兵燹的救濟。1904年,中國紅十字會成立,其定位就是“戰時扶傷拯弱,平時救災恤鄰”。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強烈刺激下,一些人士認識到“養而不教無異于制造莠民”,慈善活動不能僅僅局限于消極的款物接濟,而要調動被救助者的積極性,提高其自身技能,以更好地發揮自強自立、興業救國的作用。于是,慈善學校、慈善工廠、習藝所、以工代賑等一些新的慈善形式開始出現。應當看到,近代中國慈善事業在機構設置、運作方式、籌款途徑、救濟手段等方面,都受到了西方慈善事業和外國教會在華慈善活動的明顯影響。

  當代的慈善活動。新中國成立后,舊社會留存下來的慈善機構紛紛被政府取締、接收或改造,慈善事業被當作“統治階級欺騙與麻醉人民的裝飾品”、“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”而受到全面否定。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,全國建立了完全由政府包辦的福利救濟制度。這種制度雖然對解決當時困難群眾的溫飽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,但缺陷也十分明顯,如政府負擔過重,覆蓋范圍過窄,救助水平過低等。改革開放后,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變化,社會對慈善事業的誤解和偏見開始得到糾正。1994年,《人民日報》專門發表了題為《為慈善正名》的社論。慈善事業的重要性獲得政府充分肯定,社會各界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大大增強,慈善事業進入了快速、全面發展的歷史新時期。民間慈善組織大量建立,目前已達數十萬家,形成了一個廣覆蓋、多層次的慈善救助網絡;各種慈善項目紛紛涌現,涵蓋扶貧濟困、安老助孤、救災賑災、助學支教、醫療救助等多個領域,許多諸如希望工程、春蕾計劃、光彩事業之類的項目已經家喻戶曉。慈善救助力度不斷加大,2010年,僅民政系統就直接接收社會捐贈款物601.7億元人民幣、接收捐贈衣被2750.4萬件,共使2514.7萬人(次)困難群眾受益。